冈村宁次每每想到即将与汤恩伯对阵，心头就不禁升起一阵沉重的烦躁。这并非因为冈村宁次对汤恩伯心生畏惧，而是因为与汤恩伯作战时，潜在的变数实在太多，令人难以预测。
首先，最让他头疼的，是如何定位汤恩伯的所在位置；其次，则是汤恩伯那独特的侧击战法，如何应对也是一个难题。回想当年，在武汉会战和随枣会战的战场上，冈村宁次和汤恩伯曾有过两次交锋，结果不仅没占到上风，反而惨遭失败。
在武汉会战期间，瑞武路分战场的小坳战斗中，汤恩伯所部的110师在廖运周团的指挥下，打出了令日军震惊的战果。5000发迫击炮弹砸向由坦克与装甲车护送的日军补给兵和辎重队，几乎让这支部队全军覆没。后来传出，廖运周团长在享用了美味的“大餐”后，悠闲地入睡一觉，然后带领部队悄然撤离。冈村宁次得知后气得火冒三丈，命令部队追击，但却毫无头绪。汤恩伯部的战术就是如此，总能在关键时刻巧妙规避，令敌人无法轻易得手。
随枣会战中，日军第3师团成功突破第84军防线，直扑汤恩伯部第31集团军下辖的第85军驻守的江头店。这是自抗战以来，日军第一次成功对汤恩伯主力发起了正面攻击。然而，冈村宁次始料未及的是，汤恩伯不仅没有被动挨打，反而亲率第13军主力前来支援，并巧妙占据了攻击第3师团侧翼的有利地形。如果日军坚持从正面压制第85军，必然要承担被侧翼攻击的巨大风险，最终导致伤亡惨重。冈村宁次只能调整部署，分派一部分兵力迎战汤恩伯的13军，然而这短短的停顿给了汤恩伯部反击的机会，第85军在13军的协助下成功突围，双方随即消失在茫茫大山中。等到冈村宁次再次试图找到汤恩伯的踪迹时，汤恩伯已经从鄂北溜到了几百里外的豫西。
展开剩余67%简而言之，汤恩伯的灵活作战方式让冈村宁次非常头痛。在当时的日军将领中，许多人深受欧洲军事思想的影响，过于关注攻城掠地。这样的战术在欧洲的工业化国家中是有效的，因为城市是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的核心。而中国的统治基础却扎根于广阔的乡村，战术就显得不太适用了。尽管南京方面的许多官员也曾留学欧洲或日本，结果两国军队却碰撞在一起，一方固守城市，另一方则疯狂进攻，甚至冈村宁次也认为这种攻守战术过于激进。
更令冈村宁次感到疑惑的是，汤恩伯同样曾在日本留学，为何他的作战风格与大多数日军指挥官如此不同？每次与汤恩伯交锋，日军总是得不偿失，往往会付出几千条性命。如果是在武汉会战之前，冈村宁次或许不会太在意损失，因为那时日军仍然强大，损失也可以承受。然而，武汉会战后，日军损失的惨重程度让冈村宁次几乎无法直视，17个常设师团中，除关东军和留守本土的部队外，许多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已经更换了好几茬。而更致命的是，日军损失的主要是战斗部队，而不是补给部队。这让冈村宁次担心，日军的战斗力是否还能承受接下来的战争。
汤恩伯的军事才能似乎超出了冈村宁次的理解，他的战术并非完全超前，而是在机动战方面得到了显著的优势。实际上，许多军事指挥官都明白，精锐部队的投入需要建立在战役的其他部队付出代价的基础上。汤恩伯的成功并非完全依赖于超前的战术思想，而是机动性与精锐部队的恰当运用。尤其是他没有固定的防区，这让他可以在战况不利时选择机动战术，避免了直接对抗。至于1940年冬，汤恩伯被任命为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后，他开始有了固定的地盘，这是否会影响他的战术运用，便成了一个未知数。
1944年2月，冈村宁次接到了一份令他颇为震惊的命令——日军大本营准备发动豫湘桂战役，冈村宁次被任命为北方指挥官。这一命令并未明确要求攻占重庆，而是聚焦于打通交通线，这令冈村宁次感到不解。尽管打通交通线对日本来说至关重要，但冈村宁次认为，若有能力发起如此规模的作战，不如直接攻击重庆。尽管从战略上看，打通交通线可为日军的战争机器提供必要资源，但如何守住这条线成了一个巨大问题。
冈村宁次对计划表达了异议，认为直接攻打重庆的方案更为实用。然而，参谋本部的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坚持己见，认为豫湘桂战役的方案在战术层面无可挑剔，最终这一计划还是被批准。冈村宁次的任务是渡过黄河，占领河南，然而他却不得不对自己的部队实施一定的隐秘部署，准备应对汤恩伯这个他久已熟知的对手。为了不暴露战力，冈村宁次特意指示参谋们推迟使用刚从关东军调来的战车第3师团。这支战车部队原本并不受重视，但在欧战中，德军闪电战的表现让日军看到了装甲部队的潜力，开始模仿德军的战术，组建起了更为强大的战车部队。
冈村宁次希望战车第3师团能在发现汤恩伯主力后，再出击。通过对汤恩伯的军事行为进行细致分析，冈村宁次发现，汤恩伯非常重视自己的嫡系部队，遇到这些部队处于险境时，汤恩伯会亲自带兵救援，这一点他在随枣会战中就有过明显表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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